当这位京都大学哲学系高材生那温情、儒雅、高知的面纱被戳破,所有人才看清这些畜生,包藏在光鲜外表下的真正祸心!
特别是福田永助最后和小队长的对话,更加引人深思。
不乏对日苯人具有好感的西方观众,在脑海中萌生这一个割裂画面:
一面是福田永助哼着家乡凤冈县的童谣,一脸慈爱地哄自己的双胞胎女儿睡觉;
一边是他踩着硬质的军靴,命令自己的手下、或者亲自去拿刺刀剖开中国孕妇的肚腹。。。
这段极其简洁、有力、高效的电影叙事,再一次令西方观众深深地叩问!
究竟哪一张脸,才是他们真正的面孔?
台下的马丁因为喜欢黑泽明,很早以前就拜读过《菊与刀》,也算比较了解日苯这个民族。
虽然好友路宽在电影里讲的是战犯人性中极致的丑与恶,但以他的艺术造诣,还是能从镜头语言和叙事节奏上,品味出这位华人导演更多的用意。
什么用意?
让沾血的武士刀与案头插花同框,让京都方言的优雅发音与拷问惨叫交织。
将这种将日苯传统文化符号与暴行并置,彻底撕碎《菊与刀》的虚伪平衡。
当金陵大学图书馆的典籍焚起业火,火光映照着墙上日苯军官“和敬清寂”的书法条幅,形成对所谓的日苯美学最辛辣的解构。
果不其然,在冯远争饰演的福田潇洒离去后,镜头推进,给到沦陷的金女大。
鬼子们踹开每间寝室的门,把尖叫的女大拖到走廊排成长队,用麻绳捆住站成一排。
刺刀划开破旧的学生装,纽扣崩落在地,与隔壁琴房被砸烂的钢琴低音键共鸣。
《女诫》典籍撕碎铺地,惨叫的可怜人被按在散落的书页上施暴。
墨迹与血渍在宣纸上洇出诡异的梅花纹样,而墙上的“礼义廉耻”匾额正被刺刀劈成柴薪。
凡此种种,不忍卒睹。
魏特琳和程瑞芳拼死同鬼子拉扯抵抗,她们两人身形都高大些,魏特琳把自己的美国护照放在胸前,声泪俱下地嘶吼:
“滚!滚出去!这里是安全区!”
鬼子的暴行接近尾声,他们虽然不敢枪杀魏特琳,但临走前总要恶狠狠地甩几个耳光的。
军车轰隆隆地驶离,伴着贼寇的狞笑在风中游荡,夜幕下殊为可怖。
魏特琳跪倒在金女大礼拜堂的台阶前,十指深深抠进青石板的缝隙,指甲断裂渗出的血珠与台阶上未干的血迹交融。
镜头中,摩尔扮演的传教士魏特琳,仰头望向漆黑的“历史的天空”。
那本该是上帝俯视人间的窗口,此刻却如同被泼洒了浓墨的穹顶,连一颗星辰都不肯显现。
“主啊,这就是您允诺的慈爱吗?”
她嘶哑的质问,混着血腥气飘散在风中。
魏特琳一阵筛糠似得痛哭,十字架项链在胸前剧烈晃动。
勒出的红痕,像极了走廊里那些被吊死的女学生脖颈上的勒痕。
看着基督徒魏特琳信仰的动摇,台下的熟悉路宽的导演和演员,不免想起一年多以前,他在北美参加《拉里金现场》时的场景。
拉里金问了一个绝大多数西方人都会问的问题:中国人为什么没有信仰?
路宽答:中国人不是没有信仰,我们的信仰是我们自己的浩瀚历史。
看看眼前无助涕泗横流,嘴角溢血的传教士魏特琳,又想到中国的英勇将士们在二战的东方战场将日寇驱逐。
若有所思的观众们这才有些明悟。
这片历史的天空,从来不曾垂怜弱者,中国人也永远不会将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鬼神上。
唯有凡人举起火把,才能照亮黑暗中的血泪之路。
魏特琳迅速收拾了心情,和程瑞芳一起组织伤员的救治,用板车将奄奄一息的学生和难民们送到鼓楼医院去抢救。
镜头切换,来到三线叙事的另一位配角拉贝,他和魏特琳会在鼓楼医院相遇。
拉贝刚刚回到小粉桥一号的别墅门口,巷子里就跑来求助的难民,声泪俱下地哭诉:“拉贝先生,我妻子被日军捉住了,请您救救他吧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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