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那天中午,大概有三十多个日苯兵冲到我家来,我父亲求饶不成被枪杀。”
“我母亲姓聂,她还在给怀里一岁的妹妹喂奶,顾不得管我们,躲到了桌子底下。”
“日苯兵把她拖出来,妹妹被活生生地摔死。”
“我母亲被轮健后刺死,外祖父聂佐成、外祖母聂周氏为保护16岁的大姐夏淑芳和14岁的二姐夏淑兰,被日军枪杀。”
“两位姐姐同母亲一样罹难,死前还被插上了木棍。。。”
夏淑琴讲到这里已经有些麻木,断断续续地交待完了一家九口最后的命运。
即便已经在法庭、记者、学者面前无数次重复这段血色回忆,夏淑琴老人还是忍不住潸然泪下。
大银幕上的刘伊妃,和大银幕下的刘伊妃,同时泪崩。
电影的戏剧张力和情绪铺垫在这一刻达到极致,哭泣声从不同角落涌上来,像冬夜的潮水漫过沙滩。
整个柏林电影宫内化作一片泪海。
镜头推进,给到张纯如的扮演者刘伊妃特写。
她并未夸张地放声痛哭,而是先有一个细微的吞咽动作,喉头轻轻滚动,仿佛在强忍翻涌的情绪。
当老人讲述妹妹被摔死的瞬间,刘伊妃的左手无意识地攥紧了笔记本边缘,指节发白却保持稳定。
右手则悬在半空,呈现出想要安抚又不敢贸然触碰的克制。
最动人的是声音的处理。
在老人哽咽停顿时,刘伊妃用几乎气声的语调问出“后来呢?”,这三个字的尾音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,既推动叙事又饱含共情。
这种表演不靠煽情,而是通过呼吸节奏、微表情和恰如其分的沉默,让观众看到一位学者如何用专业态度承载历史之重。
克制而又细腻。
在场的专业导演、演员,评审会成员们都微微颔首,惊叹于这位年轻的华人女星,在这一段中的演技卓绝。
他们想到了张漫玉。
张纯如和杨夏明、段月萍等人从夏淑琴家离开了。
一连几天,张纯如、杨夏明、段月萍等人走访完了剩余的幸存者,获取了大量一手采访资料、照片、录音。
这些都是她的有力武器。
西苑宾馆的会议室中,几位教授正和张纯如密切配合,整理采访资料和图书馆资料。
因为张纯如听不懂金陵方言,便由本地人杨夏明教授先翻译成英语,她再记录到电脑上。
会议室的吊扇呼哧带喘,吱呀吱呀的牙酸声叫人听得烦躁。
张纯如全神贯注地敲击键盘,突然在一段惨不忍睹的口述中停滞。
她走到窗边,解开一颗衬衫上的纽扣,大口地呼吸着窗外雨后的新鲜空气。
此刻的刘伊妃贡献了她体验生活时的真实感受——
那时的她,和历史上的张纯如一样,都被这些残忍血腥的历史压得快要窒息。
舒缓了一阵,张纯如定了定心神,突然转头对杨夏明等人道:“各位教授,我想等这本书写完,就去读法律,请你们在国内支持我。”
“我将来要代表幸存者们同日苯政府打官司,替他们争取应得的赔偿。”
大家都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个生在美国的中国姑娘,不知道她怎么突然冒出这句话。
这一段,是张纯如的母亲张盈盈在女儿自传里的叙述——
华裔女作家想起走访的这些幸存者们家徒四壁、艰难度日的悲惨,不由得神情悲愤:
“这不公平!那些沾满鲜血的刽子手至今仍享受着丰厚的养老金,而幸存者们却在贫困和伤痛中挣扎。”
“日苯政府只需拿出他们军费预算的零头,就足以抚平这些伤痕,总得有人为正义发声!”
杨夏明叹气:“他们至今都没有为此大屠杀正式道歉过,更不要提赔偿了。”
“纯如,你的心情我们理解,但这件事的确太困难,右翼都是一群没底线的疯子,你要当心。”
张纯如的眼神清澈明亮:“国内放弃了赔偿,西方人也漠不关心,那就只有我们这些身体里淌血同宗血脉的华人来做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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